《封神榜》是对周武王伐纣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文学演绎，在《封神榜》的最后，参战之将不分大小，均在封神榜中有所封赏，连纣王都被封了“天喜神”这一名位。

这和周朝初期为了稳定社会局面，报答有功之臣的大规模分封行为一致。不同的是，历史中纣王结局为自杀而亡，得到分封的是纣王后人、殷商遗民。

周武王将前朝遗民发配至宋国，奠定了宋国与周王室的特殊牵绊。

(相关资料图)

即使宋国内大多殷商后裔，但周王仍然以礼相待。

虽然加以管束，但仍然彰显出宋国在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这样特殊的地位也影响了宋国的对外交往方式。

一、宋国的谨慎

宋国在周朝初期曾有过非常著名的“武庚之乱”又称“三监之乱”。

周朝初期，为了稳定局势，当时的天子采用了“以商治商”的手段，命纣王后人武庚管理殷商遗民，而其地理位置正处于在王畿之地。

地理位置优越，而为了防止武庚率领民众对抗周朝的统治，周武王也在朝歌旁边设立分封三座小城，又将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派过去监管，总称为“三监”。

可是，这样周密的防护仍然出现了问题。

周武王姬发去世后，因周成王年幼，由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代为执政，这引起了管叔和蔡叔的不满，再加上武庚的言语刺激，掀起了一场叛乱。

后来，这场叛乱被周公平定，其领导者皆有所处置。而后，当权者设立武庚的伯父微子于宋，将原本位于朝歌地区的殷商遗民发配至宋国，位于商丘一带。

设立宋公之时，周公以周成王的名义作《微子之命》。

上面首先赞颂了微子启是商汤美德的优秀继承者，拥有了高尚的品质和其祖先的盛名，而后又称这样优秀的人理应成为周王室的贵宾，居于高位。

此外，最后他还希望微子启效忠于周朝王室，不要错付了周王对他的殷切期待。

在四方监管下，国家发展的空间被限制，而且为了彻底分散殷商的残旧势力，采用了“迁徙殷商遗民”的政策。

这也就是将殷商遗族和内部的联盟集团分散至各地，瓦解族群集团的力量。

就这样，一些顽固的殷商遗民分别遣散至其他偏远地带，达到了不能聚众为患的目的。

而后，又因原来的殷商王畿处在战略要地，周朝为了加强对殷商遗民的控制，同时采用了“同姓同宗分封”政策，将周族的人民分封至各地，使得普天之下都能流动着周族的血液，扩大周王朝的影响力。

这些并非当权者的无意为之，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宋国的领导一方面曾经有过叛乱的历史，虽然叛乱者已经伏诛，但其对殷商遗民的影响深远；也是因为领导者曾经发起反叛的原因，周朝统治者在选择宋国公的时候会着重选择较为懦弱可欺的领导者。

《微子之命》全篇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效忠周王，保持谦逊，不得有反叛之心。

这是宋国对外交往显得小心翼翼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宋国的地理位置。

周朝在初设之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分封，其中将水土丰饶、经济发展迅速的土地均分封给了同姓亲属，以血缘拉近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处于战略地位的诸侯国均为周王亲属，其对于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有着积极的作用。

宋国处于商丘一带，其中国民以殷商遗民为主，殷商遗民以宋为姓，属于外姓国家，且正处于姬姓诸侯国之中，对外交往自然更为谨慎。

关于为什么仍要对殷商遗民给予分封，其原因就是古代统治者的传统观念。

在战国之前，新王朝建立之后首先要做好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分封灭亡之国的后裔；对绝祀的世祖进行承继；对有功之臣加以提拔。进而使得天下安定，民望提升。

周朝灭商之后，遵循了这样的传统。

为了不绝其祀，就将纣王之子武庚立于朝歌，虽然后来出现了“武庚之乱”但也表现出当时对于承继的看重。

二、宋国的强势

商朝灭亡后，微子启仍然可以在周朝得到封地，享有“宾客”待遇，这一点也令其他诸侯国或是不满或是羡慕。

不过，即使给予了公爵的地位，但是这种公爵的地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尊重。

周人视商宋为敌，对于商宋的事情，能不写就不写，不得不写的时候也要尽量屏蔽掉商宋之人。

周人对殷商遗民仇视，殷商遗民也同样仇视着周人。

也正是因为这种相互的仇视，才能将殷商遗族置于众多诸侯国和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限制对方的发展和壮大。

可是，正是因为这种“特别”，使得宋国在对外交往时有了一丝强硬。

宋国内部多为殷商遗民，这种特殊的身份导致宋国在行为处事和与周王室的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态。

宋国为周朝的封国，要臣服于周王，并遵循君臣之礼，在周王的规定范围中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定期朝觐。

这样做目的在于让诸侯国知晓君臣之礼，联络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感情。

当然，这是从周王的角度来看的，而从诸侯王的角度看来，参拜周王，更多的是以下级的角度向上级进行述职。

这个述职的时间是根据距离周王室的远近而定，一般在王畿之内的诸侯王应当每年朝觐四次。

周王作为天下的共主，诸侯王是否前来朝觐，是关乎国家稳定的大事，所以，周王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看重。

时间到春秋之后，周王朝的势力下降，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控智能里也逐渐减弱，各诸侯王开始轻视周王，不再将周王放在眼中。

宋国的国君不再执行定期朝觐周天子的传统，但周王也是几百年的天下共主，周王的存在仍然象征着礼制的存在。

如果不按时朝觐周王，就会被认为是对周王的不尊重，周王可以以这样的合理原因进行出兵讨伐，宋国曾经发生过一次“不朝王”的事件，周王下命征讨宋国。

这也可以证明，即使周王室对于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但诸侯国仍然在舆论中收到君臣关系的制约，不单单是宋国，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

如果出现了“不朝王”这样的事件，也会给周王下命征讨和其他诸侯国加以讨伐提供口实。

除了朝觐周天子之外，其他诸侯国还有一起巩固周王室，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税负、让诸侯国内的居民服劳役、一起征伐等政治、军事活动。

诸侯国有辅佐周王室与其他诸侯国共谋王铮的责任。

宋国在处理周、宋关系的事项中比较主动，凡是有关周王室事务的盟会都会积极参加。盟会的组织目的主要是组成同盟，用“尊王”的名义干预王政。例如诸侯王曾经通过盟会的形式共谋平定王室之事，共同选择拥立姬郑为天子。

不过，宋国的目的并不是安于现状，他凭借自身与周王朝的特殊关系，不执行周王朝制定的制度，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摆脱周王朝的束缚，提高自身在诸侯国中的地位，试图赢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为此，宋国还曾多次参与了由诸侯国中的霸主或者是强国主持的盟会。

三、宋国的结局

这些持续到了春秋时代，随着诸多诸侯强国纷纷称霸，宋国也希望可以摆脱周礼的束缚。

宋国和周王室的特殊关系使得它在与周王室和其他各个诸侯国的相处中十分别扭，一方面是周王室表面的以礼相待，另一方面是其他诸侯国对宋国是异姓国的轻视甚至是鄙视。

春秋时期，宋国极力摆脱周王室赋予他们礼制规范的束缚。

宋襄公时期，宋国较为强盛，一方面尽可能参与周王室的各种事务，通过参与事务的时候对外进行邦交活动，提高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宋国与其他各国进行友好沟通。

春秋末期，宋景公对外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为，周边弱小的国家受到了震慑，宋国也称霸一方。

也正是因为姬姓曹国被宋国灭掉，宋国和周王朝关系面临严重的挑战，甚至于到战国时期，宋国自立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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